克劳斯·昆茨曼

　　德国多特蒙德大学教授

　　记者：上海正构建成为创新型城市，需要具备哪些要素？

　　昆茨曼：城市本身没有所谓创新与否，人、企业和各类机构才具有创新力。城市只能为生活工作以及运作于其中的市民和企业机构提供创新的氛围，使他们具备创新能力。

　　市政府的执政理念可以是创新型的，但这种创新不能局限于跟风国际潮流；政府应对新的观念和尝试保持开放态度，集思广益，鼓励具有创造力的市民开拓视野，主动寻求具有创造力、本土化的解决方案。

　　记者：就创新而言，是否可以列举世界大城市的成功典范？

　　昆茨曼：我不相信任何城市排名，因为所谓的排名大可轻易地通过选择“合适的”标准来操控。我认为没有所谓最成功的大城市，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城市典范，且城市规模也不能作为评判其成功与否的标准。

　　两千多年前，雅典和罗马是非常成功的城市；到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和纽伦堡取代了它们的地位；进入工业时代，曼彻斯特和底特律逐步崛起；到了20世纪初期，维也纳和布鲁塞尔为人所瞩目。

　　记者：欧洲有很多像埃因霍温那样的创新型、小规模城市，它们的模式是否可以推广到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

　　昆茨曼：城市发展过程中，路径依赖性难以被复制。因此，上海需凭借其强大的实力和经济资本寻找自己的方法来营造创新环境，促使其有利于创新产业的发展，而不仅仅是支持金融业和服务业。

　　记者：在构建城市创新环境的过程中，政府应扮演何种角色？

　　昆茨曼：相较于只是吸引金融投资、纯粹逐利的投资者和开发商的城市，那些能够为市民提供宜居环境的城市更有可能为具有创造力的企业家和企业营造合适的环境。

　　这种“合适”包括具备文化吸引力、国际化，政治上的宽容度以及大量为市民开放的公共空间。此外，城市还需要大量的高等教育机构（包括艺术和设计学院）和研发园区。上述便是地方政府应积极营造和推动之处。

　　记者：如何在城市规划中体现以人为本？

　　昆茨曼：城市规划是为民规划，旨在不断改善全城市民的生活空间。为民规划意味着邀请民众参与到规划和政府的决策过程中。人是规划的主导者，而非规划的对象。

　　记者：市民如何参与？

　　昆茨曼：在欧洲，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经验丰富，可供上海借鉴。我认为，如果公众参与，政府需要改革现有的城市规划教育。公众的参与会延缓规划进程，规划师可能会不适应，因为他们并未受过相关培训。这就要求未来的规划师愿意倾听和学习，善于沟通并有能力缓和局面。

　　政治决策者应该拥有足够的胸襟接纳市民青睐的方案，而非局限于政府以及具体操作人士的意见。

　　记者：政府的角色是什么？

　　昆茨曼：合理的城市规划是其首要任务，不应由逐利的私营机构承担，这是惯用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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